什么是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当然是相对“不正常”而言，这大概需借助当今社会通用的价值标准以及思维方法予以理解和辨析：无论企事业单位还是政府机关，亦无论职位高低、身份贵贱，每个岗位都有其存在的客观理由，都有其可以考量的社会价值。假如一个人不能很好地胜任其岗位乃至尸位素餐，他立马就应该退出，因为一旦容忍不胜任、“不作为”现象,也就意味着该岗位的应有功能将无法正常发挥，社会价值将很难实现。而多个此种状态岗位以及职业人的存在，不仅导致社会运行整体效率的严重下降，还会制造一系列的不公平。眼下的事实却是：很多公务员只要没违法乱纪，即使能力弱、表现差、身体精力不济、工作受延误、群众不满意，一般也难以及时退出。

　　其实，“退出机制”可谓天经地义，实际上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无论是人体的新陈代谢、生物界的优胜劣汰、一种生态系统的自求平衡，还是各种运转着的系统自动的能量转换和吐故纳新，都离不开“退出”二字。没有“退”便没有“进”，没有旧的被淘汰便没有新的补充进来。人类社会无疑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按说也需遵循自然的运行规律和一些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一种纯自发、自动、自然的状态，而后者是一种理性的、有思考有设计的、有人为干预因素的状态；前者没有价值判断、道德判断，而后者有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可谓对自然法则的尊重和回归；而一个不具备正常退出机制的公务员队伍，或许也很难维护一种正常、合理的运转状态。

　　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一般都会自觉建立员工的正常退出机制。道理很简单，在所有权明晰、利益主体明确的制度和体制前提下，利益动机决定了企业必须算计人力资源成本，必须关注每一岗位、生产环节的正常运转和运行效率，因为岗位功能的正常发挥和员工价值最大化是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最重要的基础。而政府公务员似乎不同：有的时候，明摆着某个岗位功能发挥不正常、岗位上的人不胜任，往往也能被容忍甚至熟视无睹。究其原因，此乃利益主体缺位使然：公务员由财政俸养，而财政资金来自纳税人，故任何一个公务员岗位都可被视为纳税人为获取特定的公共服务而设立，其一切费用则全部由纳税人埋单。将纳税人的外延扩大一些便是全体公众，所有公务员都是被百姓花钱雇来的公仆，假如不胜任、不积极的公仆不能正常被淘汰，百姓才是最大的受损、受害者。眼下关键的问题在于，真正的利益主体即公众无权决定公务员选拔、评价、监督和正常退出，而并非利益主体但却拥有权力的人却对公务员岗位功能的发挥是否正常缺乏关切和关注，甚至情愿当“和事佬”，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想得罪人。

　　假如是一个私人企业、家族企业，老板的七大姑、八大姨受迁就、受照顾而在企业内谋一个自己并不胜任的职位、岗位，因为老板有权、有情由做出这样的牺牲，起码并不直接违反公平原则，倒还罢了。最不应该被迁就、受照顾的则是公务员，因为在自然人角色关系上公务员与百姓非亲非故，任何一个公务员岗位的不正常运行乃至虚设，都是公众不情愿、不知情状态下的白白埋单。正由于公务员队伍关系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对它提出了比其它社会群体更高的质量要求，而维护其高质量、高素质和充分活力的唯一途径是形成一个开放的系统，随时将不优秀、不称职者清退出去，及时将社会上的优秀分子补充进来。而公务员队伍缺乏正常退出机制，不仅仅会使队伍活力下降，而且难免导致大量的因人设岗、因人设事，最终形成队伍臃肿、百姓负担沉重的局面。

　　诚然，公务员无法正常退出，或许与计划经济年代的历史遗留有关，然而那毕竟已成过去。建立公务员的正常退出机制，亦不可能一帆风顺，其间的阻力、矛盾可想而知。但这毕竟是一种社会发展进步的大趋势和人民的意志，只能义无反顾朝前走。

　　“两费”停收，减轻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者的负担，既有利于该群体自身的健康发展，又能促进市场活跃从而惠及公众，上述正面意义十分直接、明了，但也十分浅显；真正令人欣慰的或许还不是这些，而是更深刻和长远的意义：“两费”全国统一停收，使社会的公平正义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公平、正义常常是很具体的，无数个具体的、局部的公平正义构成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水平。过去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者征收“两费”，其中隐含着的不公平性是多方面的：其一，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者征收的所谓“两费”，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都不用交纳的费用，这无疑是一种身份上的不平等。其实，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者在社会性质和功能上，与大中型企业并无不同，理应受到平等对待。恰恰相反，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者多为进城谋生者或家境贫寒人群，而且一般是微利经营，更应得到理解和关爱。其二，经营项目完全相同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者，处在不同城市、地段乃至规模不同的场所，缴纳“两费”的数额高低不一，因此导致场所以及机会上的不公平。据说，此前有些大城市已经停收“两费”，但由于复杂的原因，更多的城市却迟迟停不下来，于是才有了三部委联合发出全国统一停收的通知。而一个城市不同街区、场所征收“两费”标准的差异，也直接违背市场的公平性。其三，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者付费和购买到的公共服务，其“交易”上的不公平。规范的政府收费大体有以下几种：一是消费某种公共服务所要支付的费用，如教育收费、公园门票费、高速公路的使用费等；二是证照费，如行车执照、结婚登记费等；三是特许权收费，如建筑许可、烟草专卖许可、资源开发许可等等。

　　统一停止征收“两费”的更深刻的进步价值，在于工商管理上的体制变革意义。正如该新闻中所说的那样：“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进一步营造了良好条件”。有关官员表示：工商部门将以停征“两费”和落实国务院批准的“三定”方案为契机，进一步转变职能，创新机制，努力做到监管与发展、服务、维权、执法的统一，积极推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建设，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尽管“两费”作为非税收财政收入被纳入了“预算内”，但由于管理权和收费权集于一身，难免存在行为导向上的偏差甚至权力腐败。据国办机关第44期党校进修学员组成的调研组了解，“两费”收入已成为全国很多地方财政的重要非税性收入，湖北省 2005年“两费”收入为4.97亿元（不含武汉市），占当年湖北省工商管理部门总收入（8.82亿元）的56.34%。省财政在安排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经费时，当年的“两费”收入计划是制订预算的主要依据，人员费用、办公费用和业务费用支出都必须依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当年的收费收入水平制订。也就是说，“两费”收得越多，工商管理部门人员费用、办公费用和业务费用的支出也就可以越宽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行使国家职能、公共管理职能的工商管理部门，未必会以职能本义为宗旨。

　　而“釜底抽薪”式地在全国统一停收“两费”，会逼着他们在行为宗旨、职能履行、运作流程等方面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改变。而这一改变，无疑是社会公平正义向前迈进了一步以及法制完善的一股不可小觑的推动力量。

    在各地时有发生的“医闹”事件中，不排除少量无理取闹甚至趁火打劫者，但从整体上看医患纠纷，“患”方一直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固然是造成患者弱势地位的重要原因，而更关键的是，一旦出现纠纷，鉴定者、调解者在身份上无法摆脱与医院“穿一条裤子”的印象，鉴定和调解的公平公正性没有任何体制基础和情理基础。所谓“瓜田李下”，即使上述体制下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中所有人都是百分之百的君子，也难免偷瓜摘李之嫌。故此，患者有足够理由对医方以及鉴定、调解方表示不信任和失望，也正是这种不信任和失望，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闹”的方式。

    诚然，不是所有的“第三方”都能做到完全的公平公正，但起码有可能甚至有很大可能做到公平公正；而假如压根儿就没有“第三方”，也就压根儿甭谈公平公正。

    由医患纠纷的调处推而广之，不禁得出一种印象：当今社会是一个“第三方”羸弱、“第三方”严重缺乏的社会。很多事，之所以缺乏公信力，之所以让公众多生微辞或者不以为然，就是因为没能建立起由“第三方”主导的协调评价机制。仅举一例：前些年不少地方举办过万名市民评议政府活动。按说，市民是评议主体，政府是被评议的客体，只有由“第三方”来组织评议并统计公布结果，才有可能体现客观、公正。然而事实上是，评议活动由被评议者组织，评议结果由被评议者统计和公布，这与“自说自话”似乎没什么区别？

    权且将如今的商品社会看成是“利益社会”抑或曰“利益敏感的社会”，处在不同利益角度的人或者群体之间发生不和谐、产生矛盾本来是难以避免的事。无论从古人的“阴阳”论还是最基础的哲学常识看，有“矛”就应该有“盾”，即有了上述利益冲突，就该有廓清是非、分清利益、消弭冲突的社会机制。看来，我们这个社会既需要建立起科学、公正的秩序，既需要完善利益博弈的游戏规则，也需要建立大量的“第三方”机构或组织。他们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是与利益矛盾当事者完全斩断了利益关联，他们首先靠赢得公众信任而生存，也靠专业手段和技能而生存，实际上是“市场化生存”。按说，政府本来就应该代表并主持公平正义，“明镜高悬”之下的行政裁判不是更有效率吗？问题在于，在我们这个政府尚掌握着太多的权力和资源、政府利益的触角无处不在的特殊社会里，政府的客观公正每每被打折扣，而主要不依托行政权威的“第三方”恰恰更具有公信力。

    近几年，重庆的“大手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投资100亿建空港汽摩城、投资100亿在合川钓鱼城建造“东方卫城”、投资7亿建鬼城等等。“万名干部开放型经济管理知识大培训”计划一旦实施，财政需投入多少不得而知，但如此宏伟的计划，无疑也算得上一个大手笔。

    关于企业对员工培训，笔者曾从相熟的一位企业管理者那里听到过一番说法：业务技能培训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企业都有其特定的专业技能要求，而员工在企业之外不可能接受到这类培训；至于学历教育、素质培训等等，企业不必负责，因为企业不是学校。言外之意大体是：现如今，不仅普通劳动力、即便高级职业经理人都已实现了市场化配置。一个人到企业就职，本来就应提前预备好与该企业相适应的学历和素质，至于学历、素质如何获得，那是你自己的事，或者说需要自己投资以获取。愚以为，不能认为这是冷酷无情，更不能以为如此有悖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是当今世界趋势，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企业运行规律使然。政府有自身的职业要求和运行特点，不宜与企业简单类比，但在官员学历、素质的问题上，道理也应该是相通、相仿的。官员“充电”应该公费还是自费？官员本身或许认为公费天经地义，而广大纳税人未必这么看。

    过去在百姓心目中，官员出国培训常常被与公费旅游联系在一起；如今虽然经中央三令五申多少遏制了一些、规范了一些，但仍然无法完全划清私人意义上的出国观光与纯公务行为、为纳税人造福的界限。即使通过某种科学工具解决了划清界限，官员的学历教育、素质提升是否应该由纳税人“埋单”，依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按说，公职人员的来源也应逐步走市场化道路，官员队伍也应逐步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即机会均等地面向全社会精英和志士仁人，高素质的随时被吸收、补充进去，素质低、状态差、完全不适应职位工作的坚决被淘汰出去。这不仅是打造廉价、高效政府的需要，也是对纳税人公平、社会公平的一种重要体现。

    官员“充电”既然是纳税人“埋单”，他们就有权监督、评价那些出国留学的官员“电”究竟“充”进去没有、充电地效率是高还是低，从而掂量一下花这些钱值还是不值。进一步说，所有的财政开支都应该接受纳税人监督，包括重庆如此庞大的官员充电计划，起码有必要在决策前“政务公开”一下，通过各种途径听听老百姓是怎么想、怎么说的。

    事件脉络一点都不复杂，给人的反思空间却不小，脑海里不禁蹦出一个千百年来常见的老词儿－－“官官相护”。按说，警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官”，而医院与官离得更远，因此不该形成“相护”的局面。医院护警察，这事儿越想越违背情理。影视作品中常见这样的镜头或场面：战斗中的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追捕者随后而至，大夫以及院方却面不改色、心不跳，该怎么救就怎么救，也时常见军医全心救治俘虏的场面......倒不是说医生以及院方没有政治立场和是非界线，而是“医”这个行业的社会属性以及古往今来的医道准则使然。具体到该事件，大荔县医院的立场以及具体做法应该很简单：实事求是，是怎样就怎样；全力救死扶伤、给伤者最好的治疗。

    所谓“官官相护”，一般辞书上的解释是指官员之间相互庇护。然而纵观古今，大抵强势者发生非法侵害弱势者的事情，在追究过程中，强势者之间容易相互包庇；由于很多情况下，掌握公权力的官往往主动庇护非官身份的强势者，公权力则成了“相护”格局中的主要依托，所以才把所有类似现象统称为“官官相护”。很显然，在四川大荔县事件中，警察是强势一方，村民郑建峰则是绝对弱势的一方，而医院本无所谓强势与弱势。然而，整个事件的演绎过程却自觉不自觉地蹈入了“官官相护”的覆辙。
 
    警察开车撞人，且不排除借公车办私事；被撞者是无钱、无势甚至“无知”的普通农民。肇事者以及他所在的机关试图掩盖真相、逃避责任，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警察也是人嘛，此乃人的本性使然。倒是医院不惜作假保护起警察来，倒是很违反情理甚至略带几分“戏剧性”。伤者明明是右腿出血，医生却拿着左腿的片子说外伤并不严重，这么明显的特征，这么简单的伤情，用“一时疏忽”解释恐怕完全说不过去。只能逼人们朝一个方向去猜想：要么该医院与警方有某些利益关联或人情关联；要么医院受到来自肇事方乃至“上面”作假的委托乃至胁迫，不得已而为之。

    由此联想到更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一旦出现纠纷，本来与事件当事人毫无利益联系但却存在“业务”关联的一方，往往情不自禁地倾向、甚至膜拜于强势的一方，至于正义感、公正心则被远远抛于脑后，“一时疏忽”的那家医院若排除前文中笔者的猜想，大抵属于这种类型。表面看其与事件当事双方并无利益联系，但实际上存有潜在的利益关联或有可能将利益联系到一起。如此下去，凡遇诸如此类的事件，导向人们行为的不再是事实真相、道德良心而是利益，整个社会势必笼罩在比辞书上的解释范围大得多的“官官相护”格局之下，弱势者面对的生存环境将无比堪忧。换一个角度看，弱势者个人虽然很弱势，但社会一旦堕落到某种程度难免物极必反，公理永远不会在所有人心中完全抹去，由此引发各种新的群体事件将难以避免。

　　郎平出任美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主教练，不能说有什么错；而“棋圣”聂卫平对此表示不快，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就此争论一下，于谁都无太大的伤害，反倒显出在独立思考、民主与开放方面的进步。只不过，“体育无国界”、“大国心态”之类的观点，似乎并不能说服聂卫平，也不能说服与聂卫平有着同样心态的国人。

    郎平到美国执教，聂卫平以及他代表的许多中国人心生不快；而来中国的执教者，他的国家的人却并未表示异议。对这种现象，仅仅归因于中国人没外国人心胸宽广，恐怕太过简单和主观。不妨作如下假设：洋教练执教的中国男足一举夺得奥运冠军，而痛失冠军荣誉的恰恰是洋教练所属的那个国家，结果将会怎样？由此导致的那个国家公众的内心不快，估计不会亚于聂卫平以及持同样观点的人们；而对“不快”的表达方式，也未见得比聂卫平们更理智、更文明。只可惜，数年间数位洋教练呕心沥血，均未让中国男足有惊人的起色。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洋教练们是否爱国的问题，完全可以被本国人们忽略不计。

    愚以为，围绕“郎平错了、还是聂卫平错了”的这场谁也没说服谁的争论，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体制性”分歧；抑或说，更深层的是不同社会体制、机制所下意识形态的分歧。

    一名大学毕业生是在国内就业还是到国外寻求发展，没有谁会以“是否爱国”视之、论之，道理很简单：如今财政对高教的投入极其有限，上大学实质上已成为一种个人的“投资”行为，故由投资换来的知识和能力，可被看成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财富、个人资本，其本人以及家庭对这种个人财富和资本因此拥有充分的支配权。而飞行员大概就不行，因为培养一名优秀飞行员成本昂贵，要么由国家支付，要么由商业化的航空公司支付，个人无论如何支付不起。鉴于此，飞行员不能把专业能力视为个人财富和资本，不能想干嘛就干嘛，不能随意拍屁股走人。

    施拉普纳、米卢、杜伊等人，既然先后被中国这样的大国重金聘请，一定有他出色的能力，至于其能力的“形成机制”，倒少有人提起。假如说这些国家培养生成名运动员、名教练的体制、机制基本是市场化的，那么，他们对自己能力的支配也会遵循市场原则。而中国，尤其十年、二十年前的中国，则基本上不具备同样的体制和机制。关于这一点聂卫平没说，但不排除他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细细琢磨新闻发言人的评价构成以及公众对构成要素的排序，于朦胧中似乎看到了一种潜在的社会期望：新闻发言人应该更“现代”，抑或说应该更具“现代感”。诚然，新闻发言人虽然是官员，但在公众心目中已逐步成为一个群体，而且算得上现代感较强的群体。

    “现代”当然是相对于“传统”而言。以前我国没有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信息向民众的传递途径，除红头文件、会议之外，便是政府官员通过传媒直接“口授”。与包括国家元首在内的外国官员的轻松自如、谈笑风生相比，中国官员往往显得照本宣科、严谨小心甚至带有官腔；同样是现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外国官员精彩的即兴演讲与中国官员逐字逐句念秘书事先起草的报告，其赢得掌声的“机制”亦有明显区别。那时笔者的一种感觉便是：前者很“现代”，而后者太“传统”。新闻发言人可被视为官员口授的一种延伸，场所不同、气氛不同，这一群体形象打一面世，就显示出与官员的某些不同。只可惜，一脸的严肃、庄重乃至不时带有的官腔痕迹、尤其那句往往令人不快的“无可奉告”，依然能看得出对官员风格和形象的传承。王旭明离任，续梅级任，在网络上不少网友留言中表示支持续梅的同时，也盼望她像王旭明一样“高调”。什么算“高调”？大抵也是公众希望新闻发言人更具“现代感”。
   
    笔者个人以为，新闻发言人现代化的标志很多，以下几方面至关重要：

    一是坦诚。过去有一句领袖名言叫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后来的许多事实表明，“策略”常常是应对公众的，即一件事是否让公众知晓以及什么时候知晓，是很讲求策略的；即便是外国政府，也不可能做到什么事都原原本本告诉公众。从这个角度看，政治上的坦诚总是相对的。其中存在的一个悖论是，已具有强烈公民意识、民主意识的公众，希望能于第一时间知道该知道的事情，尤其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情。站在某种角度看，信息的不对称不仅是传播途径以及技术的客观限制，而往往表示一种不公平，即公众有权知道所有事情，但由于各种原因，大家却常常被蒙在鼓里。怎样才能使公众通过新闻发言人这一新的渠道充分体会到坦诚感？当然是发言人实事求是、有啥说啥，而如今互联网发达，公众对于官方的坦诚与否往往是很敏感的。坦诚与责任心不无关系：新闻发言人首先要对委托自己发言的机关负责，同时也需向采访的媒体以及公众负责；假如把新闻发言人视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那么，也应有其独立的群体价值观，即必须坦诚对待公众；假如说社会信任、公众口碑是新闻发言人这一职业生存发展的基础，那么即使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应该重视通过对公众负责、通过坦诚，来建立自己倍受信赖的良好公众形象。

    二是亲和。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平等，假如新闻发言人不具备平等意识，便无法形成对公众充分的亲和力。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使中国的官民关系至今无法达到一些发达国家那样的平等感，某些基层政府长官有意无意间每每流露出浓厚的“父母官”情结，便是一证。由于新闻发言人是依托于“官”的一个特殊群体，无论源于个人平等观的缺乏，还是因受到委托者的限制，都容易让公众觉得其平等感、亲和力不足，甚至把告诉公众该知道的事情，当成一种略带“施舍”意味的行为。如果说政府行政长官常常表现出的居高临下、行政权威是一种职业特征乃至执政需要，那么在平等观与亲和力的问题上，新闻发言人则完全应与之有所区别。当然，有的新闻发言人已初步做到了这一点。

    三是个性。央视新闻频道评价调研组负责人郑根岭则认为，政府机构新闻发言人可以有个性，前提是能够履行好职责，不能使个性释放影响到工作职责。对这句话的解读或许见仁见智，而笔者的看法是：新闻发言人必须有一定的个性，个性是履行好职责的必要条件之一。所谓“个性”，也就是说新闻发言人不应是一个事先拟定好文稿的阅读机器，而是一个独立的判断主体和表达主体。诚然，这样的个性必须建立在较高的思想政策水平、业务水平、权威性的基础之上。假如业务不熟、思想政策水平低下，对一件事情的判断缺乏客观性、权威性，个性的发挥很可能演化成胡说八道。这样的情景不仅委托机关不能原谅，公众也无法容忍。小说、影视作品均讲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新闻发言人的特性例如表达的风格、语言的特点、气氛的营造等等，有时也能发挥类似于文学艺术作品那样的艺术性功效，呆板生硬、枯燥无味的新闻发言，同样可以象某些官方会议那样令人昏昏欲睡。

    中国的现代化既依赖于民众的现代化，更依赖于官员的现代化，而从新闻发言人这一特殊群体看，两种现代化特征都应有所具备、有所表现。从特定角度上甚至可以说，新闻发言人的现代化，是衡量中国现代化水平的标志物之一。